很长一段时间里，鹦哥岭被动呈现出两种“分裂的形象”。
　　在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刘磊和同事们的眼里，这里保存着华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森林之一，无论从物种、生态系统，还是景观的多样性来看，都堪称“资源富矿”。
　　但同一片莽莽大山，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村民符国华眼里，却只有爬不完的沟坎和难拔的“穷根”。
　　一“富”一“穷”之间，交织出生态与贫困同心叠加的困境。
　　如何解局？始于2015年底的一次生态搬迁，让高峰村下辖的道银、坡告两个自然村30户142人实现下山安居，也让更多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的百姓形成共识：下山，才是治本之策。
　　从白沙南开乡高峰村到五指山市畅好乡毛庆村，再到东方市东河镇苗村，对这些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的村庄，政府的生态搬迁工程在持续深化，通过人口转移、生态修复、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等措施，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意蕴渐趋清晰。
　　山路难行
　　发展与保护之矛盾何解
　　尽管搬下山已经3年多了，年近六旬的符国华依旧会每天骑上摩托车，一头扎进鹦哥岭的深山里。6月2日，身为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的符国华巡山时，特地拐到了保护区腹地的道银村原址。他惊讶地发现，村民搬走后，这里成了野生动植物竞相生长的天堂，“以前还没注意过，原来我们老家的山上这么美。”
　　在黎语里，“道银”是一千捆稻的意思。这个听起来就很富足的村庄，却和高峰村下辖的方通村、方老村、方红村、坡告村其他4个自然村一样，是白沙偏远穷困的村庄。
　　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符国华熟悉每一座山头的地形，却找不到一条像样的路。“山上只有人踩出来的路，经过雨水冲刷，像牛背一样难以落脚。”符国华说，过去，他和乡亲们跋山涉水，步行六七个小时，同一条河蹚过五六次后，才能抵达40多公里外的南开乡政府。
　　因为山路难行，村里的孩子大部分只读了小学或中学，便在家务农。上山打猎，开荒种山兰稻、橡胶，甚至挑上几筐猪崽上山养……村里人什么活都干，可再能吃苦，也只够解决温饱。
　　“高峰村人口一度达到一千多人，但人多地少，大家每天都吃不饱。”原道银村村民符金海回忆道，在生存压力下，高峰村曾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尝试过两次扶贫搬迁，但因搬迁目的地土地有限，后续产业未能及时跟上，不少村民又搬回了大山。
　　政府尊重村民们的选择，将水泥路从县城修至方通村、方老村、方红村，又于2013年投资375万元，启动了什富村至道银村的沙土路工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行路难的问题，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
　　随着政府封山育林政策的落地，以及2004年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打猎、砍树等传统生产方式不再被允许。为改善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保护区通过推广林下套种技术、共管林果合理采摘等举措，促使绝大部分百姓与保护区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转为“盟友”，但仍有极个别思想传统的村民，还延续着旧的生产生活方式。
　　刘磊坦言，高峰村地处核心保护区，即使村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人类活动也难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重重矛盾与种种尝试之后，生态保护区的百姓究竟何去何从？
　　重启搬迁
　　村民迁出大山实现全脱贫
　　解开穷锁，是从一纸生态搬迁方案的下发开始的。2015年底，白沙县政府发布了生态搬迁方案，全面实施对道银村、坡告村30户142人的生态搬迁工作。
　　有了两次整村搬迁的失败先例，如何避免村民回迁、返贫的历史重演？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反复论证，白沙的生态搬迁工作终于有了新思路：利用县域资源就近安置，每户村民分配一套住房；人均安排10亩橡胶林，每户提供一个护林员的工作岗位，扶持发展其他产业；制定搬迁户家庭子女高中教育免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崭新的现代化黎族风情村寨在山外重建。道银、坡告两村也合并为银坡村。
　　2017年1月1日，这是刻在符国华心头的一个日子。这一天，他从“老家”——一座由茅草屋改建成的泥墙铁皮屋顶房，搬进银坡村两层楼高的新式民居，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美丽乡村”。
　　“村里配套建设了水泥路、太阳能路灯、塑胶篮球场、饮水工程、污水处理设施，骑摩托车30分钟就能到县城，老人看病、小孩上学都方便得很。”符国华介绍，政府给每户每人分配了10亩可开割的橡胶林，扶持发展禽畜养殖、养蜂、益智种植等产业，并安排部分村民当上护林员，通过育产业、促就业，帮村民实现了多渠道稳定增收。
　　更让符国华感慨的是，搬出大山3年多，村民们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宽。
　　位于银坡村村口的一处百香果种植基地，准备开启新一轮种植。“都说百香果产业前景好，我们也想试一试。”银坡村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该村百香果产业以“政府+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运行，如今吸纳了银坡村及周边村庄百余户村民，除了果园分红，参与务工的村民每月还能再领到两三千元工资，大伙干劲十足。
　　“以前山上产业少，大家都是日晒三竿才起床，不像现在，活儿多到忙不过来呢。”符国华随口举了几个例子：村民符金海盘活近20亩荒地发展咖啡、菠萝蜜等种植产业，村民符金城种了约20亩水果椰子，而被选举为银坡村村民小组长的自己，也带着村民在村外租地种植秋葵、龙须菜……
　　改变，不仅是村民的生产选择和收入变多。这两年，银坡村外出务工、考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大伙的精神面貌也越来越好。
　　“3年过去了，当初搬出大山的30户居民如今安稳生活在银坡新村，没有回迁，更全部实现了脱贫。”在白沙县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人看来，把村民搬出来，只是生态搬迁工作的第一步，要让他们搬迁后能“稳得住”，必须用系列配套政策和举措，消除村民对未来生产生活的顾虑。幸福感提升了，人自然留得下来。
　　涵养生态
　　计划2021年完成生态搬迁470户1885人
　　人类活动逐渐退场，意味着为野生动植物“腾挪”出了更多生存栖息的空间。
　　“才短短3年多时间，村庄旧址已和周边原始山林融为一体。”高峰村驻村第一书记郭立兵介绍，自道银、坡告两个自然村完成搬迁后，白沙相关部门陆续拆除旧址上的村民住房，并因地制宜地补种重阳木、五味子等适合本土生长的树木共119亩，吸引了许多野生动物来栖居与觅食。
　　“现在我们路过时，经常能看到松鼠、蛇活动的踪影，有时还能看到野猪新鲜的排泄物。”在刘磊看来，以自然生态修复为主、人为修复为辅的生态搬迁工作，正在持续恢复道银、坡告两村旧址的区域生态涵养功能。
　　长期研究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保护的海南大学教授任明迅认为，这是因为一定的人为干预，能有效帮助迁出区的“空白生态位”完成合理演替。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有关部门并非简单粗暴地拆除高峰村迁出区的建筑物，而是本着科学利用、节约实用的原则，保留了村委会办公楼、村小学等配套较好的建筑设施，用于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普基地，以便今后科研人员在此“落脚”，开展课题研究、研学等活动。
　　自坡告村、道银村的首轮生态搬迁试点成功后，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启动了第二轮生态搬迁。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相关总体规划，第一步，2019年9月启动高峰村下辖的方通村、方老村、方红村3个自然村118户498人的整体搬迁，预计2020年完成；第二步，对保护区内剩余的8个自然村352户1387人实施生态搬迁。
　　第二轮搬迁共涉及白沙、五指山、东方、保亭四个市县，计划2021年完成全部470户1885人的生态搬迁。
　　相比2017年的首轮搬迁，本次搬迁涉及人数更多、规模更大，但高峰村党支部书记符志明却明显感觉“阻力”小了很多。“首轮搬迁时，村民担心搬下山后住不习惯，也怕生活没着落，起初并不愿搬。”符志明说，这次的搬迁政策，相比首轮搬迁更加完善，群众的搬迁意愿明显高了很多。
　　“你当初搬迁补偿拿到了多少？今年还有生态补偿和产业分红不？”几天前，符国华接到了住在方通村的堂哥符洪清的电话，能明显感觉到，从最初的迟疑到如今的期待与兴奋，符洪清对于生态搬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高峰村生态搬迁的故事，是一个启示：政府不仅要算好“生态账”，也要顾及普通百姓关心的“经济账”。搬去哪儿？搬家后怎么生活？补偿能不能到位？一系列关乎搬迁群众生计的问题被汇总收集，最终形成了一份详尽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搬迁方案》。
　　位于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范围内的其他市县，在参照搬迁方案的同时，又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条条可供借鉴、值得推广的创新做法。
　　“除了提供基本的就业、产业支持，我们还会对搬迁群众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依托市区、特色小镇及旅游景点、景区，吸引和扶持搬迁群众从事旅游服务、商品经营、餐饮、运输等二、三产业。”五指山市林业局副局长张圣介绍，该市共5个自然村143户491人被纳入生态搬迁范围，搬迁安置住房的施工招投标工作将在本月启动。
　　除白沙、五指山外，目前东方、保亭也已启动各自搬迁实施方案的编制及其他前期工作，通过生态搬迁，给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最有力、最直接的支持。
　　社区共建
　　人与“山水林田湖草”彼此依存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1/7，范围涉及全岛9个市县，这意味着与国家公园相关联的，远远不止上述470户1885人。除了对核心保护区内的村庄进行生态搬迁外，其他社区百姓又该如何与国家公园共处？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相关规划中，社区福祉被提到与生态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综合评估社区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配套等基础上，国家公园内的社区定位被分为搬迁型、服务型和旅游型，外围社区也将利用其区位优势进行适度开发，作为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承担访客中转和集散功能。
　　“在引导核心保护区群众逐步迁出的同时，我们正围绕保护、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合理划定国家公园内及周边区域的功能分区，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合理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省林业局局长夏斐介绍。
　　实际上，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共融共建，在海南早有尝试。
　　以鹦哥岭为例，该保护区周边社区涵盖7个乡镇19个行政村的103个自然村，涉及约2万名群众。2008年，保护区与周边19个村委会签订保护区内的集体土地共管协议，摸索试验了稻鸭共育、复合耕作、生态养蜂、林下混种等一批适合本地社区的农业项目，并在社区内招聘了一批有威望、熟悉保护区环境的百姓作为管护人员和社区协调员，逐步引导群众参与到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与保护中。
　　“自2014年以来，我们探索出一种‘保护区+社区’的自然教育模式，即以保护区的自然观察、认知、游戏为主，社区的民俗体验为辅，让公众探访保护区时，既能感受当地生物多样性，也能走进周边社区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社区百姓也能通过销售民俗工艺产品等方式实现增收。”在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工作人员周薇看来，通过引导社区建立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一致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与“山水林田湖草”就能彼此依存，形成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记者 李梦瑶 曾毓慧 通讯员 石洁）